薛筱晔，全国最大的信誉平台2013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2015年毕业后就职于南方电网公司云南红河供电局；2021年入职红河学院，现任新闻传媒学院专业课教师，主讲《广播电视采访与写作》《专题片与纪录片研究》《全媒体采编》等课程。
《跨越时空的重逢》视频链接：
https://app.cctv.com/special/m/livevod/index.html?vtype=2&guid=1a190e71ba2d4c85961f87b6d7fd1b48&vsetId=C11356
“学生在老师毕设中发现8年前自己”
上央视事件始末
11月26日晚上，一段以我为当事人的“特写”视频《跨越时空的重逢》在中央电视台13频道《24小时》栏目播。新闻主播开篇介绍道：
前不久，在云南红河学院新闻传媒学院，有一位“90后”老师，名叫薛筱晔，她在课堂上播放自己8年前拍摄的纪录片时，正在听课的一名学生，突然在片中发现了当年还在上小学的自己。
如此巧合又奇妙的事很快就传到了网上，这二位当事人的经历也引起大家的关注，一起来了解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
于是，央视用了12分47秒完整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重逢，以及我带学生们重访纪录片拍摄地的故事。
随后，“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综合了电视新闻《24小时》和扬子晚报的深度报道，发送了推文《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大学生观看纪录片竟找到8年前的自己》，人民网、中国青年报、共青团中央等媒体也纷纷转载。很快，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和学生们都转发报道给我，告诉我他们在各个新媒体平台所看到的这一“喜讯”，一时之间，社交网络应接不暇。
其实早在10月中旬，“学生在老师毕设中发现8年前自己”的视频在抖音快速传播后，相关话题就已经冲上微博的全国热搜榜，近3亿人关注和参与讨论。
而让这个话题得以保持热度、深度挖掘的关键，则是我在云南大学就读时拍摄的纪录片《湖边人家》。片中的人物、学校、村庄8年前后的对比变化，让极具偶然性的抖音-微博热点事件引向深入，进而成为了典型的正能量报道案例。在央视“特写”中，新闻主播多次提及《湖边人家》，并期待其成为纪录片连续剧。
“在梳理一个湖的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呈现湖边人的生活，引出对发展、对环境保护的思考......”这是《湖边人家》尚在调研、策划阶段时，云南大学单晓红老师发给我的指导信息，如今回首，倍感师恩。
通过“上央视”，我切身感受到了纪录片的价值和魅力所在，也对母校和老师们的培养、教育心怀感激。毕业多年后，我和班级同学们对云大新闻系老师们的才华、风采和敬业仍留有很深的印象，可细数出不少令人赞叹、感动的故事。而对于跨出校门，走进社会的我们而言，老师们所传授的做人精神和专业本领正是我们职业生涯中最实用又最宝贵的财富，在实现一个又一个小目标的过程中，帮助我们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将新闻专业视为安身立命的法宝
因为纪录片《湖边人家》拍摄地是我的家乡云南省石屏县，所以在央视的报道中，石屏县小学、村庄的发展变化，以及异龙湖治理的成果都获得了展示和宣传。有高中同学发信息给我说：“工作这几年，不论你做什么，都用上了专业知识，还不忘回报自己的家乡，太赞了。”这句话突然让我意识到，新闻专业的素养和能力其实正是我安身立命、成家立业的法宝，只是我将其视为了寻常。如果跳出来，以第三视角回望，从如何习得到如何运用，却并不十分轻松。
在我的印象中，新闻与传播专硕人的寒暑假充斥着作业。正在读大学或已经毕业的朋友约出去玩，因为做作业被拒绝后，总是以难以置信的口吻问我：“有没有搞错，怎么还有作业？你在骗人吗？”对此，我和室友都认为，这才是大学生该有的学习节奏。短短两年的时间，我们拍的视频、写的稿子比本科四年都多。我们撕破了面子去采访社会上的陌生人，在不断的试错中提升专业技能，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娱乐活动只能见缝插针，很累也很充实。到暑假媒体实习时，我惊喜的发现，自己能很快上手独立完成工作，这应该是对学习最好的检验——将专业训练所得与岗位业务需求无缝衔接。
在央企工作的这五年
新闻生产从专业化走向社会化，各行各业都需要新闻传播人才。所以在2015年毕业的时候，我们有大量的考入企事业单位做宣传工作的机会。经过笔试和面试，我成功考入央企南方电网公司云南红河供电局。
在电气、通信等理工科专业人员为主导的公司中，作为30名新员工中唯一一名以新闻专业应聘上岗的应届毕业生，我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进入某一行业，而不是进入专门的媒体机构做新闻宣传工作，需要很快、且深入的认识和学习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专业领域，包括其政策、知识和技能，其运作规律和人员特征。
根据公司的人力资源规定，新员工入职的前三年不能直接进入机关部门，必须留在基层。所以我被分配到一个专业跨度相对“温和”的部门——客户服务中心。一边在各个班组轮岗，认识各类工种和新同事，一边把所见所闻写成新闻发表，偶尔配合部门领导去拍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新闻。为了达到正常员工的考核标准，我甚至需要参加电费核算的专业性考试。现在我仍记得，在把孩子哄睡后，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练习核算考题、识记电力营销法规的情景。
克服跨专业的困难，上手一个新的工种，我仍保留着自己作为记者的一面，兼职做基层新闻通讯员更多的是一种专业使命感和自觉性。基层的新闻素材是丰富的，我能遇到各种各样工作在一线的人和事，常常被打动。在完成客服中心核算工作的基础上，我充分发挥专业特长，频繁撰写文章和拍摄、剪辑视频在州级、省级媒体发表，很快就引起了关注，并获得了一些额外的机会——参加各类演讲比赛、策划拍摄影视作品、主持文化建设项目、共青团干部、通讯员和内训师培训等等。
所以还未等到三年，我就已经被借调离开了基层，从事共青团、新闻宣传、企业文化等与专业更对口的工作，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工作的服务对象和影响面从一个单一的班组、部门转为全局、全州，甚至全省、全国，做出了一些成绩。比如，我被评选为全国的“书香三八”阅读推广人，发起和创建了读书品牌“百草书苑”，组织推广活动、带动书香风潮，在云南电网企业文化品牌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后入选全国工会示范职工读书会（全国仅56个）；在省、州、市各级各类演讲比赛中多次获奖；经层层选拔，成功晋级为云南电网公司辩论队队员，荣获南网总部青年辩论赛优胜奖；文学、绘画作品分别荣获南网总部比赛金奖和银奖；影视作品多次荣获全国“书香三八”阅读表演类三等奖、优秀奖；多次被评选为单位的优秀通讯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等。
一件件荣誉虽被浓缩成了简单的几个词、几句话，其背后却是高强度的工作，数不尽的加班和熬夜，以及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困窘。
在央企工作的这五年，为适应新的变化和机遇，我持续不断的学习和突破自我，综合能力明显提升，事业发展顺利，有较强的成就感。同时，因为新闻采访、推广活动、参加比赛等工作的需要，我获得很多外出学习的机会，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工作稳定，入职后的第二年我就组建了家庭，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了更为丰富的情感、责任感的体验。
30岁时的重要决定
纪录片《湖边人家》拍摄后的几年，每每耳闻湖边人的一些情况变化，就有一种想拿起设备去纪录的冲动，却始终缺乏一个合理、恰当的契机。我想，也许我隐藏或掩埋了某些曾深植的理想，他们总是在黑暗中隐隐发光、喃喃耳语，召唤着我继续追寻。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我一边工作，一边准备事业单位考试，最终以笔试和面试第一的成绩考上了红河学院教学科研岗。村上春树三十岁这年，决定写小说。在此之前，他是一个饮食店老板，白天供应咖啡，晚间改作酒吧。我正好在三十岁生日的几天后，辞职了央企，进入高校。我想，这个决定是巧合，也是天意。
在等到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前，我一直在做准备——拼了命的努力工作，尽可能地去学习和提升，始终没敢懈怠过。但是在经过层层的选拔和考试，获得高校“入场券”后，我由最初的开心、兴奋，逐渐变为了紧张和焦虑——非师范专业的我如何教好书、育好人，如何适应新环境、新工作，尽快完成角色转换？
在开学班会上，我对新生班同学说：“你们是第一次做大学生，我也是第一次做班主任”，同学们都笑了。很快，他们就发现，我是一个像朋友一样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老师。当然，班级管理我是认真的。我设立“英语小组学习机制”“读书打卡机制”“成长档案管理机制”“班级奖励机制”，关注、关心、帮助学生成长；带他们做游园、联谊、中秋、党团共建、融媒实践等增强班级凝聚力的主题实践活动；成立班级朗诵小组，一对一辅导，取得了新闻学院演讲比赛一等奖，红河学院演讲比赛二等奖的好成绩，并代表学校参加红河州科普讲解比赛，形成“专业—荣誉—兴趣”良性循环学习模式。在大一学年，我们班就获得了学院“先进班级”的荣誉称号，并被授予“优秀组织奖”。
换工作后，总是有人问我，高校老师的工作是不是非常轻松？我总想开口解释，又感觉解释不清。比如邻居的老婆婆有时候看到我早晨十一点就返回了小区，她会感叹我下班好早，但她并不知道，我的课程分散在一周内的不同时段，是为了有间歇的时间回家哺乳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她更不可能知道，为了赶上这早晨8点就开始的第一、二节课，我六点就得起床，而为了让这堂课更充实、精彩，备新课至少要花去三个小时的时间。在处理完联络学生、报送材料等很多班主任的事务之后，备课到凌晨一两点是常态。进入高校的第一个学年，真可谓焦头烂额、疲惫不堪。
当然，有付出就有收获，我带学生到蒙自市周边村庄做调研，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的团队在2022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中获得了省级银奖；建立“知行全媒”工作室，第一次指导学生参加专业学科竞赛，共有三组指导作品荣获了2022年大广赛省级优秀奖；指导毕业生做毕业设计获得了校级优秀；积极学习和尝试课程思政建设，在红河学院首届课程思政教学竞赛中荣获一等奖。这一切都是全新的尝试，再小的收获也能转化为持续前进的动力。
万事开头难，课程的熟悉度、教学经验、科研能力都在慢慢积累，新生班级管理也越来越省心。在熬过第一年后，我又有了可以陪伴孩子的时间，家庭和工作又都可以兼顾了。
最令人幸福的，就是我可以续拍《湖边人家》了，有充分的理由和充足的时间。而这一次重访故地拍摄，不止我一人。身边有学生们的实践参与，身后有学校的大力支持。即使困难和打击总是如影随形、毫不留情，我却更加肯定了30岁时的这个重要决定。它是天意，也是我的内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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