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第四场围绕“传播新技术与国家发展”的主题展开，全国最大的信誉平台广播电视新闻学系主任、副教授晋群老师担任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李本乾，山西传媒学院教授、副校长郭卫东，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徐江善，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严三九，新跃社科大学人文与行为科学学院副教授、传播系主任Brian Lee，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新闻与传播研究》执行主编朱鸿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院长韦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丁和根，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刘国强，尼泊尔媒体行动媒体发展部主席Laxman Datt Pant十位专家学者参与分享和讨论。

李本乾教授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为背景，从科技传播的国际经验、科技传播中的中国特色体系建构、国际科技传播中心建设路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李本乾教授以西方发达国家科技传播研究为切入点，归纳了“缺失模式”、“民主模式”、“语境模式”三种传播模式。概括了西方发达国家科技传播模式的演变趋势，经历了从“科学普及”到“公众参与”，从“信任科学”到“促进创新”，从“壁垒分明”到“边界消解”的变化。提出未来的科技传播可能是一种“反哺模式”的建构，公众改变以往被动地位，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开展科技传播，即从原来科技传播的受助者，变为现在科技传播的助人者。分析了各个国家在科技传播中各有千秋，共同点在于增进公众理解科学、储备科技人才、培育科学文化三个特征。

其次，李本乾教授针对我国科技传播的现状，提出要完善科普法规政策体系，以科技创新和科技传播为两翼促进创新发展，建立传播主体、市场优化、事业发展的创新机制，举行科技传播的专项行动计划。

最后，李本乾教授以上海市为例，提出建立科技传播中心的“四大高地”。分别是汇聚全球一流科技专家、科技传播人才的国际科技传播人才高地；打造国际化、特色化的国际科技传播媒介高地；打造智能化、前沿化的国际科技传播技术高地；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良性发展的国际科技传播生态高地。

二、山西传媒学院教授、副校长郭卫东作题为《融合传播创新、媒介化治理与国家现代化》的报告。

郭卫东教授认为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也呈现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向，全媒体传播成为常态，理解媒介技术的演进过程，也是我们理解时代的一把钥匙。媒介技术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方面，从媒体自身以人机协同融合传播，扩大了传播力和影响力，实现了媒介本体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治理的深化。另一方面，作为媒介组织，它又以中介的形式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行业的融合深化，推动实现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他以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融合传播，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方面发挥作用的视角展开讨论。

政治层面。媒介技术形塑想象的共同体，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我们今天看到的直播、短视频等传播形态，弱化了文字构建的壁垒，将社会现实化为可视、可听、可改的存在，将政府的决策化为可理解、可接受、可通晓的文本。所以，在这样一个高效的沟通中，政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得到巩固，能够引发群众共情，激发群众内心深处对家国的珍惜和认同意识，从而增强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经济层面。融合传播和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业态的转向。当前我们国家的主流媒体与前沿科技紧密融合，应该说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那么权威的内容和尖端的科技强强联手，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的市场的形成，其实就是业态的转向和颠覆。以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为例，随着技术的进步、相关应用大量普及与媒体传媒融合结合的规模将不断扩大。

文化层面。数字技术激活传统文化，以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为例，作为一个现象级的传统文化节目，把传统媒介技术与传统文物的一个完美结合，构建故事世界，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拓展了新思路。

社会层面。技术驱动媒介化治理，以技术的驱动，跨平台、跨圈层贯通各个层级，多方融合的融媒体生产传播，实现各个平台之间的横向联动，纵向的实现上下沟通，在信息融汇交流的过程中发挥引导的作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的分析、更加精准的服务、更加精准的反馈，社会治理更加趋于精细化。

徐江善教授认为，传媒数字化、智能化关系到国家发展未来和社会走向。从现代传媒业发展变化看，传媒业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数字化、智能化的支撑是不可或缺的。传媒业数字化智能化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在未来展中既会带来机遇也会提出严峻挑战。

由此，徐教授指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数字化智能化推动传媒业的发展会极大地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个同时，智能化数字化也会在舆论生成、舆论热点形成，带来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数字化智能化必然推动传媒格局发生巨变。传媒生态、媒体格局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将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和技术叠加作用，必将带来传媒新业态迭代发展，颠覆我们固有对新闻传播的认知。应对传媒数字化智能化对社会舆论的挑战，我们要高度重视，抢占舆论传播的制高点，在加大技术资本投入同时，一要处理好“造船出海”和“借船出海”的关系；第二要处理好“管得住”和“用得好”的关系；第三要处理好新闻传播教育“教”和“学”的关系。只有加大传媒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社会舆情的研究，才能确保第二个百年宏伟目标的实现。

四、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严三九作题为《短视频独特的国际传播力探讨》的报告。

严三九教授以短视频《新中国之歌》的案例为切入点，探讨了其成为爆款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怎么进行短视频内容的传播，在目前国际传播里边如何用短视频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民族文化价值的传播，怎么去讲好中国故事等一系列问题。

一方面，以定格动画等适合年轻人收看的形式，借助短视频时长短、高个性化的特点，推动短视频的全球传播。另一方面，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通过个体化的叙事，通过非官方的去政治化的个人叙事，来触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和共振。把这些元素融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象征结构里，把中国介绍给更多的各国人民。

视听传播大时代，短视频具有独特的国际传播力、以短视频推动国际传播理念的转变、以短视频赋能国际传播的年轻态。短视频为国际传播的“转基因”式发展提供了机遇，短视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和国际传播的新阵地，带来既有的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也使得我们在国际传播中，突破“他塑”视角下的西方议题框架，实现国际传播的“转基因”成为可能。

在短视频赋能国际传播能力的策略部分，严三九教授提到要转变“语态”，从理性叙事到讲好故事；创新“样态”，突破题材和模式的“舒适区”；完善“生态”，在传播的互动融合中构建年轻人的共通性话语。

五、新跃社科大学人文与行为科学学院副教授、传播系主任Brian Lee作题为《新冠疫情中期的健康传播：以新加坡为例》的报告。

Brian Lee副教授以新加坡为例，探讨以健康传播的维度，怎么样应对疫情，整个传播在疫情当下发展过程当中如何扮演它的作用。

在新加坡，传播最终的指向目的，是服务于公众。所有的传播的工作者，他们同时也参与到政府的公共关系部门。他们会扩散政府觉得要传达的消息，比如疫情的一些消息等。政府遇到一些活动的时候，传播的语言和维度是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政府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向民众去传达我们的讯息。我们使用传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电视、报纸等沟通和传达新冠疫情、政务等信息，让公众了解到媒体的作用。我们同时也通过网络的信息沟通渠道来进行比对，很多的信息和数据是从网络渠道得来的。

Brian Lee副教授提到，最主要的策略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使用社交媒体，每天都要用社交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第二是使用这些传统的媒介和信息，但是以创新的方式来使用的。比如在新加坡有很多的潮汕人，所以我们可以用潮汕话、福建话来和这些老年群体沟通。对于他们来说，信息不能像潮水一样的向他们涌去，我们需要找到适合他们的方式，比如说通过歌曲等方式来和他们沟通。

朱鸿军教授谈到，县级融媒体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基干板块，也是媒体融合各体系中数量最多、最基层的板块，是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他以课题组，自去年6月起，组织全国20多家的新闻院校，100多人的团队，对全国2500多家的新金融媒体展开的调研为切入点，提到县级融媒体应该走出工业文明时代的媒体思维，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基础设施的思维。在泛媒介、大媒介的基础上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结合起来，即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县域治理现代化的结合起来。

此外，朱鸿军教授认为，进入了信息时代，媒体作用大大放大，互联网媒体正像空气一般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媒体对社会的影响由大众传播功能升级为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变量作用于治理领域，与信息相关的现代社会治理就离不开媒介基础设施，离不开媒介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朱教授提到，根据调研来看，县域层面的治理现代化需要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和县域治理的现代化勾连起来。县域媒体资源有着天生的结构性因素，从现实的这个原因来看，在互联网的这个冲击下，如果我们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依然将这个主体业务局限在媒体领域，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生存都会受到威胁。从现实的案例来看，需要媒体和政务商务服务，和县域治理的现代化能对接起来，走这样的发展道路。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现代化，做大做强县级融媒体需要政府、企业多方面推动。

七、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院长韦路作题为《中国城市国际传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的报告。

韦路教授谈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城市国际传播是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个鲜活的城市形象，也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

韦路教授在评估体系方面建立的五个一级指标，分别是是网络传播影响力、媒体报道影响力、社交媒体影响力、搜索引擎影响力、国际访客影响力。报告了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前十名的城市。

在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存在的问题方面，韦路教授表示，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南北差异显著、二是国际主流媒体报道显示度整体不高、三是城市国际网络传播水平普遍较低、四是城市国际传播媒介形态较为单一、五是城市国家传播叙事话语不够丰富。

基于此，需要凸显城市特色优势、提升主流媒体呈现、强化网络矩阵传播、打造全媒生态体系、发掘叙事话语资源。充分利用整个产业链来讲好城市的故事，除了官方话语之外，我们要更多地通过微叙事，产生与全球公众的共情和共鸣，从而展现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丁和根作题为《新闻传播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报告。

丁和根教授首先回顾了关于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经典理论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问题。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以移动互联网作为核心的新媒体传播时代，在这样新的传播生态当中，跟大众传播时代相比，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到底发生了变化？

与大众传播时代相比，新闻传播功能发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民众可以通过新媒体来进行社会动员。如2010年底发生在北非和西亚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运动；2011年9月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成功；国内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新媒体的使用等。

另一个特别显著的变化是，任何一项传播的传统功能在新媒体时代都呈现出了内在冲突或二律背反的现象，这也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传统媒体时代，因为大众传播是中心化的，传播者可以控制信息传播的时间、范围、内容和传播方式，媒体的社会功能是有确定性的。而由于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的很多功能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同时也出现异质性的倾向，换言之，就是每一项媒介功能似乎都出现了内在逻辑的冲突，或者叫二律背反现象。比如媒介的环境监测这一功能，现在的媒介仍然具备，但由于新媒体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与传播信息的过载，反而又使人对身处的环境更难进行判断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方面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使各领域的治理工作日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另一方面是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效能，提高党和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我的理解，核心是以下三大方面：一是党的领导——把握大势、顺应民心；二是政府行政——依法执政、高效行政；三是民众协同——积极参与、相向而行。那么新闻传播就应该在这些方面发挥自己特有的作用。从传统意义上说，要继续发挥权威信息发布、新闻舆论宣传等作用；从新传播生态的角度来说，还要扮演好社会对话的组织者、社会冲突的减压者、社会协同的链接者、社会信任的催化者等新的角色。尽量克服二律背反，激发新闻传播中肯定性的力量，努力减弱或抵消否定性的力量。要充分利用好新媒介技术的有利条件和新的传播方式带来的红利，尽可能克服传播功能中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激发新闻传播中肯定性的力量，减弱或抵消否定性的力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作出发挥应有的作用。

九、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刘国强作题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融合路径》的报告。

刘国强教授结合实际情况，谈到了社会服务导向要求语境。国际传播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导向鲜明，归纳起来就是国家战略、新文科建设、地方国际化、学科专业建设四大动因。

社会服务的平台建设。平台是国际传播社会服务的载体，平台建设涉及学科与政府部门、媒体、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体现国际传播社会服务领域的多重面向，其深层的问题是理顺建设运行机制。要结合教学和人才培养，借助平台，明确导向，落地服务内容，通过专业实践打造社会服务品牌。

对标社会需求培养国际传播人才，需要做到学科融合的大类招生、多语种国际人才培养、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实践导向的联合培养机制。

在存在的问题与思考部分，刘国强教授总结了当前国际传播培养与社会服务的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分别是如何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综合素养；如何更好地把握国际传播的社会需求；如何理顺与政府部门、媒体业界的合作机制；如何实现社会服务的成果转化。

Laxman Datt Pant主席向大家分享了关于健康理念的传播。他以尼泊尔为例讲述了尼泊尔在不同的疾病宣传以及健康传播等方面向包括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学习了很多经验。如何更好地帮助传播健康的知识和理念，他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怎么样在个人之间来传播健康的知识，主要是改变公众的行为，制定共同的议程。包括向医疗人员、大众宣传健康卫生的政策、健康的行为和理念。在这方面，可以通过相关的媒体来做更多的宣传工作。在今天，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之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等都是社区媒介向大众所倡导的行为的改变。

其次，在卫生传播方面，应当有一些共同的议程来加强能力建设，加强媒介和学界的联系，最终能选择一些共同的议题，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目标的受众。

再次，有很多文化思想方面的因素会对人们获取卫生传播的理念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对于这些文化方面的因素能够加以利用，那对于改变受众的行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使更多的人能够明白，通过卫生理念的传播，让他们获得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以提升自己的卫生素养。

最后，健康知识的宣传需要学界、新闻界的支持和共同努力。如何更好的塑造学界的叙事方式是让更多的新闻媒介参与进来，让这样一个议程成为我们国家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让我们的卫生宣传的做法更加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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